- 核心提示：曾令儿也是勇敢的，她的胸襟，她的思想高度，是多么令人钦佩。她不仅是读者心中的理想形象，更是张洁笔下的骄傲：脱去了俗套的女子，敢爱敢恨，有着礁石般的坚强个性，大海般的广阔胸襟，不再是娇
曾令儿也是勇敢的，她的胸襟，她的思想高度，是多么令人钦佩。她不仅是读者心中的理想形象，更是张洁笔下的骄傲：脱去了俗套的女子，敢爱敢恨，有着礁石般的坚强个性，大海般的广阔胸襟，不再是娇小、脆弱的，需要男性庇护的玩物，而是在爱情及其人格上都完全独立的女人。
从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开始提出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，到《方舟》转向对社会上种种不利于女性解放因素的呐喊，再到《祖母绿》要求女性的独立意识，张洁的“真爱理想”始终是痛苦的，她的“女性意识”的实现是步履为艰的。“女性系列篇”中的悲剧情绪一直是她理想现实化的阴影：“你将格外的不幸，因为你是女人”（《方舟》）。从她为数不多的零星自传和自述散文我们发现，张洁这个“穷人家的孩子”有过一个“寂寞的童年”，“由于过分地认真，也过分的珍惜，反而变得傻气”，“以至那认真的，没有竭止的感情会使伙伴们害怕而逃走——为了逃避由于不能同样地给予而带来的良心上的歉疚。”这些在一个小女孩心灵上是一个不小的缺憾。她热爱音乐和书本，试图用幻想和想象来改变周围的世界，也正是这种幻想和想象，唤醒和培养起她特殊的文学禀赋和素质。太多的不如意给予了她作家的特殊敏感，理想的强烈光耀又是那么的吸引她，使她对现实产生很深的感应，但理想的抽象性又往往使她无法解释生活。在缺失中孕育理想，又在现实中让理想受难。她的许多作品，当然包括我们所提到的“女性系列篇”，都可以用这种矛盾消长的过程来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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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中的老干部，在“文革”中遭迫害而死，此时张洁的创作无意识的触及到了文革的“伤痕”，她反思的不只是历史悲剧，更重要的是她借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物的心灵，去体会他们内心深处的细腻感受。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本就是一种绝对化的稀有物质，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圣物，作者之所以设置那样一个悲剧（对于人物来说，无法享受到一个正常人所该享受的爱情就已经是个不小的悲剧了），与历史的遗恨有很大的关系，也与作者的理想在现实中受挫有直接的关系。“作者越是用她的理想来照耀现实人生，就越敏感到生活的缺憾；而越是感到生活的缺憾，现实人生和她‘所向往的那个样子’的理想世界的距离也就越大。”[7](P37)至此，作者已无力为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悲剧性冲突提供一个完美的结局了。要是理想中的并不适合于现实，那么理想也只会成为新的现实悲剧。理想使她的创作与现实渐渐靠近，然而理想的某种抽象性又使她无法做出有力的回答。她从上辈人的悲剧中产生了理想，可又在她的理想中看到了不可避免的悲剧。
《方舟》中，三个充满豪气的女人“为了女人，干杯！”未长成的新一代男性——蒙蒙是否会真正理解，这些既是作者的渴望与憧憬，与此同时，作品也清晰地显露出作者对理想现实的可能性的怀疑和顾虑。三个女人为蒙蒙的回答而欣喜，但也怀疑他们长大后是否会继承“父业”，只好“但愿他们能够懂得：做个女人，真难！”作者无意回避矛盾，现实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单靠女性的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：“很多年来，我寻找，像那个所谓的笨蛋一样不断的，徒劳的，甚至幻想在炼丹术那种中世纪的愚昧里，找到一种什么可以即刻成仙成佛的灵丹妙药。而我终于明白，人是不可能将自己的臂膀变成天鹅翅膀的。”[8]的确，人不可能成仙成佛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寻找羽化登仙的途径，而在于像丑小鸭那样接受全部真实的人生，同时在痛苦多于快乐的生活中搏斗和寻找。在小说散文集《方舟》的扉页题词中体现着这种思考：“那是什么？那是火。我要穿过去吗？是的。我怕。但你将因此而纯净，而光明。”三位女主人公坦然面对摆在她们面前的痛苦旅途，跨过去，将迎接她们的是纯净和光明，然而连张洁自己都疑惑，前方是否真的是幸福和光明，于是她犹豫了，她寄希望于不可知的蒙蒙。“贫弱的理想无力与现实重压取得真正的平衡”。[9](P41)这样看来，张洁所构筑的真爱理想在未知的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，使小说的结局被以双倍的弹力拉回到了现实的困境中去，作者终要在尴尬的困境中继续奋斗寻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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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《祖母绿》时，它的悲剧似乎更耐人寻味，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理想主义爱情的再一次体现——“怎么爱”，“爱什么”，张洁仍是本着“人”与“爱”的主题。曾令儿凭借一种永恒的爱的信念——“无穷思爱”，超越了尘世的种种艰难与挫折，成为女性的完美典范，作者从她的悲剧人生中，去揭示社会，剖析人性。整篇小说就如同曾令儿这个人一样，从容、安详、平淡，没有大喜亦没有大悲，有的只是张洁细腻多情的叙述，像是在娓娓述说着自己的故事，过去的故事。平淡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孩提时的记忆对张洁而言，已不是那么刻骨铭心的痛了，那痛早已被时间淡化，一丝丝的都融入了她的作品之中，就好象曾令儿那失去恋人的痛，失去陶陶的痛，都已被海浪一层层的卷走了，留下的，是她骨子里透出的渔家女的那股子倔强，不向生活低头。从中我们也可发现，张洁的文风有了转变，在一次次的摔打磨练中，她也不再是那个爱幻想、易激动的拣麦穗的小姑娘了，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成熟了，她的作品也伴着她愈来愈丰富的情感经历而更加有内涵了。
看张洁的“女性系列篇”，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女性的关注是始终不变的，女性意识在她的作品中总是能够被充分体现的：女性作为社会的人通过自己独特的感觉、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，去认识客观世界，认识自己。这既包括与男性共有，与社会、时代、民族共同的意识，也包括独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识。而她的这种女性意识在作品中又往往被表现为一种无奈的心酸：“创作是追求，不仅仅是事业上的追求，而且是作家在生活中的追求的继续。在生活中尚未得到实现的理想，往往在作品中先得到实现。”[10]当然我们不能将她的作品完全看作是作者的自传，但至少它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了作者的思想与情感。从张洁作品中的爱情想象变化中可以看出，她是一个敏感细腻、富于情感与主体追求的女性，同时她总将个人追求和社会历史进步交织到一起，无论是憧憬与渴望，疯狂与迷茫，锋锐与宽容，激情从来都是她文学作品丰盈生命力的源泉。她是一个热爱生命、渴求完美、心如赤子的作家，正因如此，她笔下的“真爱理想”才会带有浓郁的古典浪漫韵味，给人以醇美的阅读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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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洁在作品中一直纠缠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“什么是爱？”她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，然而她并未因此而放弃找寻，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无字》被认为是她一直以来构筑的“真爱理想”的破灭。《无字》中写了四个女性，她们“分别象征了女性从沉默的奴隶，到寻求自我解放，树立独立人格，建立自尊、自立、自强、自主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全过程。”[11]然而终没有摆脱奴隶的地位，欲望的化身。小说以吴为的疯狂而结束，这其中渗透着张洁对真挚爱情难以自制的热切，也释放着张洁对现实、对理想破灭的疯狂情绪。面对《无字》，我们无法否认：正是这种可以称为情绪化的写作，将张洁小说语言所特有的那种犀利与睿智、简洁与清灵、夸张与诙谐……张扬到了空前的和近乎极致的程度。她的作品到此也不再是少女般羞涩的情怀，而是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，逐渐走向发泄怨愤的道路上来了。
无论怎样去理解，张洁的“女性系列篇”总让人想起秋天，它像秋天的山泉那么清洌澄澈，然而又不免有些寒意；它像秋日的蓝天那样明净爽洁，却时有薄雾细雨的侵袭。这就是张洁的风格，清新俊逸中渗透着冷峻、深邃；炽热的讴歌与不懈的追求中漂浮着一层诗意的朦胧和淡淡的哀愁。在“女性文学”创作的作家大队伍中，张洁既不同于温婉的陆星儿，也不同于潇洒奔放的张辛欣，更不同于90年代那些“新写实”、“私人写作”的女作家，它是张洁式的，她探索的是如何完善两性，如何平等男女关系。她从女性的情感深处去写女性，写她们的苦难，她们的理想，她们的爱情……，她敢于审视社会现实中的不尽如人意，敢于批判男权主义者们的黑暗灵魂，敢于正视女性自身的种种弱点。张洁的“真爱理想”，虽没能成真，但在女性文学领域里生动描绘了女性世界这一人类文化的动人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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